世纪老人的真实记录 ——巴金《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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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101岁的巴金在上海逝世。这位曾为鲁迅先生抬棺的文坛巨匠，无论是其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还是后期的代表作《随想录》，在文学舞台上始终占据着不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其中《随想录》被称为中国的《忏悔录》，是“文革”结束之后的开风气之作。

不止于随意的空想，巴金创作《随想录》的冲动源于一部电影的上映。1978年北京和上海举办“日本电影周”，首次在“文革”后引入《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等一系列日本电影。然而其中描绘日本海外妓女“南洋姐”的电影《望乡》刚上映不久，就成了众矢之的。习惯了“文革”时期单一、公式化艺术形式的观众们，第一时间对这部在上映前就已进行过删减的影片进行无端的指责和无理的讨伐。时任香港《大公报》主编的潘际坰，在此番声浪中想到向巴金先生约稿，以还这部影片一个公道。巴金先生应邀后，先是亲自去看了电影《望乡》，又认真研读了电影剧本，而后在一个月时间内连续写出《谈〈望乡〉》《再谈〈望乡〉》两篇文章，引起轰动。巴金不仅在文章中指出影片的拍摄是严肃的，而且提及栗原小卷饰演的三谷圭子，为了调查日本妇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的辛酸情形，选择与所描写的对象共同生活、倾听心声的做法，是在以实事求是的行动打动观众的心。巴金说这不失为一种值得学习的写作方式，实际上是在含蓄地影射当时文艺界存在的“假、大、空”问题——说漂亮话远没有打动人心的能力。巴金没有想到《望乡》中对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反思的态度，会将自己牢牢地拴住，他自此踏上了漫长的反思之路。他借评价电影《望乡》，表达了对“文革”时期文艺表演中愚昧主义的不满和谴责。借此机会，巴金开始写一些篇幅短小精悍、但句句实话的文章，他开始说别人还不敢说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随着字数的增加，页数的增多，那位曾经说错过话、做错过事、放弃了自主思考能力的巴金，逐渐找回了自我。他开始在《随想录》中说真话、自我忏悔、反思历史。无论写的是何种题目何种题材，他只要拿起笔就会回想起住了十载的牛棚、经历的十年“文革”。满满几本书，他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他及其家人和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他开始无所顾忌地揭露假的东西，怀着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讲真话；他开始反映真实的情况，传达真实的道理；他甚至勇敢地指出“文革”的恶性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殆尽……巴金用一支笔一张纸建立起一座个人“文革”博物馆，他对历史的反思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不仅以行动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树立了一座丰碑，更使其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界的精神标杆，赢得了当时文化界的尊敬。当巴金怀着知识分子的忏悔，以割裂伤口般的尖锐抨击这一潜藏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沉重主题时，他也在以行动展示着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操守。

按照原计划，巴金是准备每年写一本，然而随着病痛的折磨和几番住院，《随想录》的成书过程经历了几次辍笔，原定的五年计划也拖成了八年。在此期间，他没有放弃过写作，有时状态好一天能写上一两百字，有时病重，他也要通过口述的形式将自己的所想记录下来。一篇千字文，断断续续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除了写作，他也在以行动鼓励、扶持甚至保护新时期的作家。每当有年轻作家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时，巴金总是无所畏惧地站出来，公开发表文章声援这些需要帮助的年轻人。他就像一株遮风挡雨的大树一样，以自己的言行举止为表率，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找回社会良知，也重塑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

巴金的《随想录》引发了从独立思考到反思历史的转变，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来说，这一本书的价值可能不仅仅是述说了个人的忏悔和反思，它更像是黎明前的微光，代表着某些缺失事物的逐渐回归，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日渐觉醒。

（徐宁怡）

【人物档案】

巴金

1904年出生，四川成都人，现代文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著有中长篇小说《家》《春》《秋》《雾》《雨》《电》，短篇小说集《复仇集》《沉默集》《沦落集》，散文集《随想录》《再思录》《龙·虎·狗》等。

曾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名誉院士称号。2003年，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

主编/白烨 副主编/卓今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