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人生态度 ——余华《活着》

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这是余华的小说《活着》中主人公徐福贵，在身边最后一位亲人苦根死了之后说的一句话。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992年，讲述了从国民党统治后期到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巨大的社会变革让本是富家地主少爷的福贵，经历了人生与家庭的各种坎坷和磨难，亲人一个一个地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下年迈的他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故事。

“人为何而活？”是一个永恒而深刻的主题。作者余华出生于1960年，他从小学到高中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这段经历为他之后的文学创作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因大环境等原因，他没有考上大学，被在医院工作的父母安排去当了一名牙医。每天8小时简单而枯燥的工作让他怀疑生命的意义。1983年，没有任何写作基础的余华，找来《人民文学》杂志研究写作方法，随后，他便开始给很多杂志寄自己写的小说。他经常投稿，也经常收到退稿，但余华很有韧性，退了再写、再投。他很勤奋，也的确有天赋。不久，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诞生，并引起了文学界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他和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一批作家的创作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评论界称之为“先锋文学”。

1992年，余华开始写《活着》，他构思好了故事，然后用第三人称，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写。这与他之前“先锋文学”的叙述方式一样，用比较冷静、抒情且语言优美的方式来写。但写了一万多字后，他发现自己写不下去了。余华思考良久，决定从头再来，他尝试着换一个角度，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让富贵讲述自己的故事，于是《活着》很顺利地写完了。

多年后，积累了更多写作经验的余华总结道：“刚开始我仅仅认为是一个文学技巧的选择，后来我开始感觉到可能更多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因为《活着》里福贵的一生，如果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除了苦难就是苦难，再无其他。“如果让一个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其实他苦难的人生中，‘苦难’是别人的看法，他其实是充满了幸福感的。”以第一人称写作，使得余华笔下的悲剧性的农民，有了“活着”的意义。从而，余华得出了更加深刻的结论：“与其说是写作技巧的转变，不如说是人生态度的选择。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属于别人的看法，别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感受到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余华的《活着》开创性地以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的角度来讲故事，叙事方式写实、语言简单直白。当经历了所有亲人的离世，只剩下一头老牛与老人相伴时，他仍能乐观豁达地活着，将活着的意义身体力行地表现出来，效果是直击人心的。这也是余华对于自己一直追寻的问题“人为何而活”给出的答案。

1992年的初秋，余华将新鲜出炉的《活着》手稿送到上海的《收获》杂志，他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小说都发表在《收获》上。一方面，《收获》是他最喜爱的文学杂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题材与叙述方式的原因，很多别的杂志不愿意发表他的小说。那时《收获》的主编是巴金先生，副主编是他的女儿李小林。余华一直以为巴金先生太忙了，不可能知道他以及他写的东西。后来，李小林告诉他，巴金都知道，并且从头到尾都读完了，甚至后来巴金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能下床，还躺在床上读完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

余华一直非常感谢他的伯乐——巴金先生和《收获》杂志，他的《活着》在第一时间得到认可，于1992年11月底发表在《收获》第6期上。很快，《活着》的单行本出版并发行，在之后的20多年间，持续畅销，至今印数已逾600万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30多个国家出版，受到多国读者的喜爱，并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小说《活着》还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至今仍被很多观众奉为经典。

（李琼）

【人物档案】

余华

1960年生于浙江杭州，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其代表作有《活着》《许三观卖血》《兄弟》《十八岁出门》等。

小说《活着》于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余华于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主编/白烨 副主编/卓今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