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与主要理论成果

李 捷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壮大一路相随，也走过了百年历程。它的起点，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在这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早已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马克思主义学说也被片段地介绍到中国来，但是一个思想只有真正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真正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先进分子作为真理所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的先进分子展现了两种力量：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力量，一个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从此，马克思主义就同我们的民族命运、国家命运、人民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发挥了极其巨大的指导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沿着两个方面发挥的。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思想旗帜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又在指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深深地懂得了一个基本道理：再好的理论，也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另一方面，真理的力量，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真理必须为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全体中国人民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物质力量，才能彰显真理的无穷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不断推进思想立党、理论强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武装、理论宣传、理论普及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激发出的思想伟力和实践伟力。

（一）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围绕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特别是这段历史证明，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有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35年召开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和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两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会议，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标志着全党独立自主进行理论探索的伟大思想觉醒。然而，由于革命斗争异常艰苦，又由于教条主义错误有着特殊复杂的国际背景，全面清算教条主义错误影响的延安整风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期才正式开始。但在此之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即世界观方法论高度，清算教条主义错误的工作，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这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新确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知行统一观。既然教条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因此使党的理论探索走上正确轨道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通过《实践论》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原则。毛泽东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正如《实践论》的副标题所表明的，这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哲学基石的科学著作，所要着重阐明和解决的是“知和行的关系”，确立知行统一的观点。《实践论》最后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第二，重新认识和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教条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过分强调普遍性原则，忽视以致代替事物本身的特殊性。教条主义无限夸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无限夸大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某些具体政策和经验，不顾时代、国情、时间、地点、具体对象的变化，错误地将普遍性凌驾于特殊性之上，甚至用普遍性取代特殊性。清算教条主义的这一错误，是通过《矛盾论》来实现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通过阐述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的思想通道。他深刻地指出：“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由此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应当首先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入手，从对特殊性的把握上升到对规律性的认识，不断实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认识和发展真理过程的良性互动。可以说，实践第一的原则，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从矛盾特殊性入手的原则，又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第三，创造性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道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确立了，首先从矛盾特殊性入手的方法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认识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着重解决了这些问题。鉴于教条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言必称希腊”，对自己的事情则不甚了了，隔断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历史文化、本国革命具体运动的关系，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三大学习任务：一是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二是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三是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

关于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关于系统研究中国历史，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关于系统研究中国革命运动，他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看来，做到了以上这些，就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也就能够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在这三个根本点上对教条主义的清算，使毛泽东思想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迅速发展，并得到多方面展开，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通过创立党的建设思想及其成功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和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指引着党和国家胜利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和国家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党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总结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创造性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毛泽东思想的这三个精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始终贯穿和指引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理论探索、理论创造，化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新征程。以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所开启的这一伟大觉醒的新起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开端，正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里所说的解放思想，指的是从长期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从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中解放出来，这又回到了毛泽东当年探索中国革命时反复强调的重要命题。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解放思想的过程，既是打破思想束缚的过程，也是大胆探索、开辟新路的过程，因此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改革开放起步同全面拨乱反正紧密结合。实际上，突破一个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就会打开一片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新天地，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

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明确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从拨乱反正到全面改革，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在沿海兴办经济特区到形成全国范围对外开放格局，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充分彰显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在国际上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复杂情况下，毫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道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科学判断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科学总结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9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邓小平逝世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康庄大道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正确方向与时俱进，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际上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形势，全面把握大局，进行艰辛探索，从容应对困难和风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世纪发展。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发展观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18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一起，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三）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过程中，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应运而生，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创立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具有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特色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以来，在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还相继概括提出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对指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任何一个理论要被人所信服，既要能够回答时代课题、指导推动实践，又要有独具特色的理论品质和富有感召的思想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样一种闪耀着理性光辉和人格魅力的科学理论，集中反映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风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活的灵魂。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是世界观、历史观，也是认识论、方法论；既讲是什么、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怎么干；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学习掌握这一思想，既要全面准确领会其中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又要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断提高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主要有：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第二，坚持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是很要紧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不仅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更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关键是敢不敢于正视问题，善不善于发现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学会在国际国内相互联系中发现问题，形成既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又符合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发现问题，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发现问题，深入思考并及时发现事业进程中的新情况、新苗头，由此全面把握矛盾，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

第四，坚持全面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

第五，坚持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和国内面临的矛盾和风险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是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我们要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思想准备。

第六，坚持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要紧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现实问题，紧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既听群众的顺耳话，也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切实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搞清搞透，把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第七，坚持抓铁有痕。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切实干出成效来，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良好风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实干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做好。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其中贯穿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与博大情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

这种理论品格，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又注入了丰富的时代内涵与实践特色。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彰显着坚定理想信念。这一理论品格，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代继承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高度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第二，展现着真挚人民情怀。这一理论品格彰显了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是写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科学理论。

第三，贯穿着高度自觉自信。正是有了对传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自觉自信，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自觉自信，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自信，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自觉自信，对党和国家事业光明前景的自觉自信，这一思想才有这样的大气魄、大视野、大格局，才有这样的理论成熟、战略定力。

第四，体现着鲜明问题导向。这一思想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是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创立并不断发展完善的，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勇于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第五，充满着无畏担当精神。这一思想始终贯穿着对民族命运的担当、对人民幸福的担当、对管党治党的担当、对美好世界的担当。这种担当是一种现实的担当，扛起一代人应当扛起的责任；这种担当是一种无私的担当，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这种担当是一种无畏的担当，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正因为有了这种担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强大之势、浩然之气。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是靠思想立党、理论强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勇立时代潮头、引领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紧扣时代之问、实现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永葆青春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新时代的时代坐标和行动指南，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与历史智慧的集大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部创新理论成果的集大成。

（四）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全面回顾、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历程，以中共中央两个“历史决议”为依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可以在以下三点上达到认识上的深化与突破。

第一，关于结合点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征，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主体部分。同时，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时，还必须对从属于这个主体部分的另外两个结合点给予相当的注意和研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结合点。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不积极地参与和推动本国实践，这种理论再好，也只能束之高阁。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同样，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同时代变化紧密结合，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不断与时俱进，这种理论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

实际上，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史，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根据时代和实践变化，根据本国国情、本国实践、本国经验、本国文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中产生新成果、推向新境界的历史。

第二，关于一脉贯通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史，波澜壮阔，极其丰富。我们对它的研究，必须开阔视野、创新方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力求做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脉贯通，在“一脉”与“贯通”这两个方面下功夫，在“一脉”与“贯通”的紧密联系上下功夫。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一脉”。什么是“贯通”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贯通”，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创新成果贯通起来加以研究，揭示其是如何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发展，是如何在坚持已有成果基础上做到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是如何在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基础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

“贯通”，还要高度重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史的研究，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思想源头。对于早期探索，毛泽东也是其重要成员，也作出过重要贡献。我们不能割断这一段重要的历史。

“贯通”，也要对不同历史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成果给予重视，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史研究的视野中来。

第三，关于双向互动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若干个双向互动关系。例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双向互动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也无法彰显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旺盛生命力和思想伟力。

例如，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关系。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始终离不开对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创新性探索与创造性发展，这就不能没有理论。前人总结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理论，只能作为新的探索与实践的指南和向导，不能作为教条；属于自己的管用的理论，只能在自己的实践中去总结、去创造，并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不断丰富完善发展。这种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无限循环，推动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新水平、新境界的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双向互动的过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幅生动图景。

又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向互动过程。正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产生着两种需求。

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与传播的需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越深入，对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渴望也就越迫切。从这种渴望中，不断产生出系统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强烈愿望，产生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传播事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另一种是系统梳理和学习运用在中国本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原创性贡献的需求，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成果越发展、越丰富，对搞清楚什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渴望就越迫切、越强烈。从这种渴望中，不断产生出加强对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系统性、持续性研究的强烈愿望，不断产生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代性、创新性、原创性研究的强大动力。

这两种需求双向互动、交相辉映，共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的跨越时空和超越时代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开放性，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强大思想伟力。

【作者单位：中国史学会】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