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抗洪史诗”——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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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长江出现百年来罕见的流域性特大洪水。这年汛期，雨季来得早，多场暴雨席卷而来，暴雨过程频繁，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笼罩面积广，导致洪湖地区、东荆河两岸一直到武汉市区周围湖泊一片汪洋，荆江分洪区及其备蓄区全部淹没；广大农田积涝成灾，广大山地暴雨，山洪为害；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123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1888万余，京广铁路100天不能正常运行；房屋大量倒塌，庄稼大部分绝收，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沿江两岸约有30万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了英勇顽强的防汛斗争。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的师生也参与了抗洪救灾。时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副教授的黎雄才被军民一心、顽强抗灾的精神深深感染，在救灾前线创作了大量速写，以记录军民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场景。黎雄才在这些速写作品的基础上，创作了这幅长卷——《武汉防汛图卷》。

作为岭南画派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黎雄才一直坚持“折衷派”“折衷中西”的山水画创作理念，加之受现实主义文艺路线的引导，他的创作擅长以传统笔墨、现代视角写现实之真情真景。在这种创作理念的指导下，他的作品用笔飘逸，颇有温度。工笔画家于非闇曾经评价《武汉防汛图卷》是“近几十年来罕见的鸿篇巨制”，“是我有生以来所见的动人的现代作品之一”。黎雄才的作品之所以能以真情动人，与他坚持写生，从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有很大关系。20世纪40年代，黎雄才长期赴西北采风、写生，陕西、甘肃、新疆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创作《武汉防汛图卷》这幅长卷前，黎雄才也绘制了大量速写，以从现实中找到真实美，这些速写作品是他对武汉人民救灾生活较为客观的记录。

黎雄才通过长期的实地体验与写生，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描写和把控复杂场景的能力，为他绘就表现现实斗争复杂场景的画作——《武汉防汛图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黎雄才用《武汉防汛图卷》书写了一部新中国抗洪救灾史诗。此画采用全景式构图，以整个防汛历程的发展为时间线索，自右而左分12个部分陆续展开，记录了从洪水暴发到防洪抗灾成功的全过程。画作开卷描绘的是“从汉口望武昌黄鹤楼一带”，救灾人员修复已崩塌堤坝的场面；中段描画了救灾人员填补1931年大洪水造成的堤坝缺口的过程，这得益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有效统筹部署，物资通过水路、铁路、公路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前线，货船上的物资堆成了小山，卡车载着救灾人员飞驰而过，为抗洪排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画家还画出了指挥部、排水站等重要地标；画卷的尾段是洪灾过后居民重返家园的景象，以一望无际丰收的稻田和升起的朝霞作结。画作段与段之间，以大堤、江面、树木、建筑等承前启后，巧妙过渡，衔接自然，不着痕迹，虚实相生，开合有度，给人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艺术感受。同时，画家对细节刻画入微，让人观之便能融入场景之中。如画面中描画了群众到“战士之家”为抢险士兵洗衣服的场景，体现了军民一家亲的和谐之情。另一段描画大家奋力修建大堤的场景，夯土墙上清楚写着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字样，也被画家记录进画里，体现了军民联合战胜洪灾的决心。

这幅《武汉防汛图卷》因借助和发展了传统手卷画的绘画样式，以史诗般的壮阔场景，记录了武汉抗洪救灾的感人情景，成为反映新中国、新社会建设风貌的代表性作品，成为以传统笔墨表现新时代、新生活的成功范例，从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入选了“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各地涌现出一批描绘城乡新景的杰出长卷，除了《武汉防汛图卷》，关山月的《山村跃进图》和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镜涵、松全森合力创作的《首都之春》等，都以古为今用、洋为今用的水墨创作手法，展现了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新样貌。

（王宇彤）

【人物档案】

黎雄才

1910—2001年。广东省肇庆人。1926年起师从岭南“二高一陈”之高剑父先生习画，1932年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日本画，1935年回国后任教于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广东肇庆中学、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中国画系主任，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

主编/殷双喜 副主编/丁澜翔 曾小凤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