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长征中的党中央途径湖南通道时,放弃了从通道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从通道转兵，西进贵州，此举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通道转兵”。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改变了党中央和红军的命运，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序幕，成为第一次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一、通道转兵的历史背景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怀化市的最南端，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处，从地理位置上讲，那是名副其实的通道。而对于长征中的党中央和红军来讲，却是避免全军覆没、走向胜利的通道。通道转兵发生在通道,有它的历史必然性。通道转兵是一步步形成的，也可以说是一步步被逼出来的。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长征前，博古、李德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导致持续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长征之初，中央红军迅速突破了蒋介石设在赣南、粤北和湘南的三道封锁线，沿着湘桂边境向西前进。然而，令中央红军没想到的是，一场大灾难却悄然降临，中央红军经历了长征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役——湘江战役。

（二）湘江战役损失惨重

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就察觉到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是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匆忙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紧急调拨中央军和广西、广东、湖南的地方军共25个师数十万大军，在潇水至湘江这个盆地上，布下一个袋形阵地，形成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在湘江以东地区，彻底消灭红军。

蒋介石一手策划的计划看起来天衣无缝，但其实是有缝的。11月20日，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后又奔向广西恭城。桂军将领白崇禧不愿同红军硬打消耗实力，也不愿意中央军进驻广西，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于11月22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三地全线撤兵，而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给红军进军黔、川空出了一条通道。

这是红军抢渡湘江的最好机会。可是，由于中央红军采取“甬道式”行军，错过了最佳渡江时机。所谓““甬道式”行军，即一、三军团担任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翼掩护，军委纵队在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在后，五军团担任总后卫。彭德怀把这种行军方式称之为“抬轿子”，一、三军团象两个轿夫，抬着中央纵队这顶轿子。周恩来则把这种行军方式称之为“大搬家”，“坛坛罐罐都带着，连机器都抬着，那简直是不堪设想的。哪有这种大转移呢？那是大搬家。”而李维汉在评价这种行军方式的时候说道：“这种部署是错误的，是个笑话。几个主力军团主要起保卫中央纵队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保卫大搬家，还谈得上什么运动战？怎么能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这样的部署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了，因而处处被动挨打。为了避开敌人，我们的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实在避不开，就硬拼。”所以，一路上，骡马成群，辎重如山，行动迟缓。这种“大搬家”式的行进方式，导致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敌人处处围追堵截，红军只能消极避战，边打边走。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抢渡湘江的命令，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的带领下，于11月27日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30公里所有渡口。但是,红军还是晚了一步。敌中央军周浑元部于26日占领道县，桂系第十五军返回灌阳，湘军刘建绪部于27日进占全州，对红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

中央军委纵队11月25日就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但直到29日才赶到湘江岸边，这80公里竟花了整整4天多时间，一天不到20公里，让红军错过了最佳渡江时机。

中央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从11月27日到12月1日，经过5昼夜浴血奋战，中央红军大部分渡过了湘江。但是，中央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仅此一役损失了3万多名红军将士，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损失过半，红五、红八和红九军团伤亡惨重，其中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被称为“绝命后卫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红八军团被打散，由长征出发时的10922人，过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最终撤销了建制；红九军团也由11538人减少到3000多人。据后人回忆，当时的湘江，血流成河，以至于当地老百姓流传了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三）蒋介石布下“湘西口袋”

中央红军强渡湘江以后，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更加明确了红军要北上湘西的战略意图，于是调集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去往湘西途中的靖州、会同、洪江和绥宁等地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着中央红军去钻。具体兵力部署是：湘军刘建绪的第一兵团，7个师8万余人，一部分置于城步和绥宁，一部分尾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薛岳指挥的第二兵团，8个师又一个纵队11万人，一部分置于黔阳和芷江，主力集结于洪江和会同，并向靖县推进，构筑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

除此之外，南面，有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急编的两个追击队，分别由广西尾追，并经龙胜、古宜抄袭红军侧面，防护柳江上游，以断红军南下之路。西面，也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5个团。从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来看，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道路完全被重兵封死，要想实现原定计划已经没有了可能。

（四）红军指战员思想波动

就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波动来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各种不良情绪开始滋生蔓延。在长征前，对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临时中央虽然在出发前几个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以保密为由，没有进行广泛的思想动员，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因此，红军广大指战员甚至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都不知道谁要转移，转移到哪里去，因而给部队造成了思想上的很大混乱。长征以后，面对鲜血染红的湘江，面对几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何去何从，广大红军指战员普遍都感到很迷茫。当时把持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情绪极度低落，一度要开枪自杀。李德也是精神萎靡不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曾讲道：“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更是发出了“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的感慨。加上国民党的一些宣传标语也影响了一些红军战士的心理。于是悲愤、不满、指责、失望、怀疑……各种不良情绪开始在这支遭受重创的队伍里滋生蔓延。

二是对军事指挥及路线产生了怀疑。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湘江战役的严重失利，这些血的代价极大地震撼了中央领导人乃至红军指战员的心灵。湘江战役之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军团长彭德怀、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周恩来等，他们都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有了一些认识，周恩来更是明确地讲道：“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错误。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同时，大家也对既定的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当中央红军快行进至通道时，面对着数倍于己的重兵，博古李德依然坚持让三万疲惫之师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种不顾实际的做法，使得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博古和李德的指挥失去了信心。

三是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越来越强烈。面对惨重失败和暗淡前程，党和红军的指战员们，又把希望重新寄予曾经率领他们胜利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打了许多胜仗的毛泽东身上。包括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和广大红军将领，均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突破第一、二、三、四道封锁线的挫折进行着对比和反思，都希望毛泽东能重新出山指挥红军，挽救处于颓势和绝境中的党和红军，这种心愿与日俱增，越来越强烈。聂荣臻回忆道：“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也写道：“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之后，达到了顶点。”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过程

中央红军强渡湘江以后，在西延地域集结。12月4日，朱德总司令发出西进通道的电令。电令要求：我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电报讲的非常明确，红军西进的目的地就是通道。

西进通道的必经之地是桂北的越城岭山区，又名老山界。老山界，是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海拔2141.5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也是五岭的最高峰。

从12月4日开始，中央红军分三路翻越广西兴安老山界。一路以中央一、二纵队为主，沿龙塘江过雷公岩上百步陡，从主峰猫儿山的西南面翻越，其他两路分别沿乌龟江和杉木江开进，对中央纵队形成左右两翼保护。

老山界最陡峭的地方叫百步陡，百步陡路段是在70多度的陡壁上凿出来的百余级石梯，形似天梯，令人望而生畏。伤病员都下了担架，有几匹马踏空，摔下了万丈深渊。红军硬是以惊人的毅力带着骡马、抬着辎重胜利翻越了老山界，进入广西的龙胜县境内。

12月9日，朱德发出了令一军团先头师进占通道及十日各军团行动部署的命令。电令要求一军团先头师12月10日要占领通道县城。当日，中央红军兵分3路向通道进军。左路是红三、红五和红八军团。中路是中央军委纵队。右路是红一和红九军团。

12月10日，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率领的一军团最先向通道进军，其二师占领了通道县城，这是红军湘江突围（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一军团主力则到达通道的流源。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率领的九军团到达通道的临江口、木路口。 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率领的三军团也于12月10日到达通道的白岩、平寨、石村地域。

12月11日，军委一纵队和二纵队分别到达通道的流源和辰口。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和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率领的红八军团到达麻隆塘地域。至此，中央红军全部进入通道。

通道转兵就是在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后发生的。它与其他历史事件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历史过程。

（一）担架上的酝酿

长征开始以后，因身体原因，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经常坐担架一路同行。三人常常在担架上一起讨论党和红军的大事，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

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曾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而是要到湘南去，那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并提议乘国民党调兵遣将之机，寻歼国民党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博古、李德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坚持强渡湘江，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为了改变这种困局，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开始作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的思想工作。首先是作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工作，后来又作了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红军将领的工作，此举引发了李德的不满。李德后来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当然，毛泽东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王稼祥和张闻天首先接受了他的意见。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期间曾经讲道：“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们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三人开始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

在争论中，毛泽东认为：红军北上湘西，无异于自投罗网，将会陷入敌军重围。贵州敌人力量最弱，如果进军贵州可以争取主动，还可以使部队得到休整。不要去钻口袋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要避实就虚、到贵州去！

敌人的“实”是在通道的北面，北面有刘建绪的第一兵团，薛岳的第二兵团，有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仅绥宁、城步、靖县、会同、黔阳五县统计，就有碉堡211座，其中会同有94座。

敌人的“虚”即防御力量薄弱的地方是在贵州，贵州方面只有王家烈的五个团。王家烈的主力被红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石阡一带，无法脱身，实际上贵州的黎平、锦屏一线，只有周芳仁所率的两个团，加之地方民团也不足3000人，红军如若西进，则尚存一线生机。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交战。以三万疲惫之师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较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加上黔军内部派系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争取主动。第三，可以打乱敌军围歼红军的计划，而且可以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尔后的战略发展。对此，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非常赞同毛泽东不去钻口袋，避实就虚、另辟生路的意见，答应立即找其他同志征求意见，争取改变部队的进军方向。

（二）会议中的激辩

中央红军进入通道以后，部队已疲惫不堪，如果继续北上湘西，很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同时，敌六十三师陈光中于12月12日进入靖县堵击红军北上；敌十六师章亮基率三个旅向临口推进；敌六十二师陶广率两个旅向通道溪口、菁芜洲推进。其余十三个师、一个支队已进入武冈、洞口、洪江、黔阳、芷江一线。

在这一危机关头，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提议，在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因为会议开的很紧急，军事顾问李德把这次会议称为“飞行会议”。会议于1934年12与12日在通道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主要围绕红军的进军方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在会上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从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对此，毛泽东予以坚决反对。毛泽东在会上极力劝说“左”倾领导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转兵西进。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成,建议被通过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毛泽东的建议能够得到通过，既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结果，更是我们党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结果。这次会议很好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尽管李德中途因生气而离开会场，博古最后保留意见，但会议依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了转兵西进、进军贵州黎平的重大决定，开启了通道转兵。

（三）危机时的转兵

会议一结束，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即刻向各军团、各纵队首长发出了西进贵州、进占黎平的“万万火急”电令。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的落款是军委，这说明这封电令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的。我们查阅了通道会议前后35封军事电报，发现这是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且唯一一封标注“万万火急”的军事电报。

这说明了什么呢？一是说明这封电报非常重要。以中革军委名义发的电报，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军事决定，而是重大的军事决定。二是说明了西进贵州、进军贵州黎平是集体研究、集体决策的结果，体现了集体领导。三是说明了当时的形势非常急迫，容不得半点等待和停留，必须马上执行。

电令发出以后，全党全军即刻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统一行动，坚决执行。周恩来还亲自到红一军团一师先头部队中，交待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红军指战员看到毛主席重新出山参与决策，又了解到部队将不再硬朝敌人“口袋”里钻，而是甩开强敌，击打那不堪一击的黔军“双枪兵”，十分高兴，由衷拥护。

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通道的县溪，进入靖州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另一路在通道的播阳集结后，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

中央红军进入黎平城之后，12月18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了毛泽东在通道提出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此举标志着通道转兵取得了完全胜利。

通道转兵的胜利，不仅为中央红军实现战略转向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而且为后来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只有两个，第一个是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另一个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为期三天的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实现长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实际上它也经历了一个发端、准备、召开和落实的历史过程。

最早的通道会议，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作出了转兵贵州的重大决定，迈出了实现战略转向的第一步；黎平会议作出了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猴场会议进一步落实黎平会议决议，彻底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三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在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中央实现了“博洛交权”；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苟坝会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显然，这些会议对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伟大转折成果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地考察遵义会议这一伟大转折，它是由通道转兵发端，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准备，遵义会议的召开，再到“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的落实所构成的一个连续的历史链条。在这个历史链条中，遵义会议是伟大转折的核心会议，而通道转兵则是这一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在湖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认为：“如果把通道转兵看作是‘长征’复杂历史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我们可以说，通道会议在长征中党的战略转变、思想自觉和组织成熟三个方面都起到了‘开端’作用，其意义是很重大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蒋建农更是直接指出：“通道转兵是实现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在我们看来，包含通道会议这一环节在内的通道转兵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起到了开端作用。

（一）通道转兵是长征中党中央实现军事战略转向的开端

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初打算是从江西的瑞金走到湘西，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湘西的范围是很广的，究竟在湘西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呢？据李维汉和陈云回忆，是到湘西的洪江去建立根据地。

李维汉在《回忆长征》中写道：“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陈云同志1982年6月给贵州省黔东南州委宣传部的复信中说：“我和伯承同志应博古同志的约，在洪州司与他见面，他告我们中央决定不在会同县建立革命根据地，改向贵州前进。”洪江当时属于会同县管辖，所以李维汉和陈云讲的是同一个地方。

从江西的瑞金到湘西的洪江，这个行程走下来大约2500公里。然而结果是，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一路走到陕北，实际上走了2万5千里。这说明了中央红军长征并不是按照原定的军事路线行进的，而是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对战略进军方向作出了调整。

中央红军对战略进军方向作了调整，最终“落脚陕北”。在这个过程中，通道转兵是中央红军调整战略进军方向的第一步。对此，李维汉在《回忆长征》里明确讲道：“我认为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

改变战略进军方向，是党中央基于对敌情的正确判断。国民党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中央红军去钻。因此，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必须寻找新的战略转移方向，实现战略方向的调整。如果没有调整战略进军方向，党和红军很可能全军覆没。正如刘伯承《回顾长征》中讲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今天看来，调整战略进军方向，是情非得已、形势所逼。但在当时“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政治生态中，要调整战略进军方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道转兵作为调整军事战略进军方向的开端，其作用不仅在于开始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还在事实上打通了此后一系列战略方向讨论和选择的逻辑链条，使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北，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通道转兵是长征中党中央恢复民主集中制的开端

长征开始前，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掌握着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博古、李德没有发扬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中央集体领导被弱化，就连红军长征这样重大的军事计划都没有在政治局讨论。长征开始后，由博古、李德全权指挥军事，其权威性不容挑战，毛泽东和彭德怀提的许多合理建议，都被他们否定了。这种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一直持续到通道会议才发生改变，到猴场会议才得到根本解决。猴场会议《决定》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是规定了重大问题必须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通道会议之前，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大家有目共睹，不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危难。在革命的危机关头，通道会议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在全面分析敌我态势的情况下，依靠“少数服从多数”，作出了转兵贵州的重大决策，既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危机，又纠正了错误、团结了同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道会议是在最高三人团掌握党和红军最高权力，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尤其是在李德生气离开会场，博古保留意见的情况下，会议依然能坚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在党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正因为通道会议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实现了通道转兵，这才紧随其后，在黎平、猴场和遵义分别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才有了我们党的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三）通道转兵是长征中党中央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开端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危局，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缺少独立自主的意识，没有做到独立自主。

然而，要真正懂得并做到独立自主并不容易。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党的二大通过决议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这就决定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因此，它在经济上、理论上、实践上和干部组织等方面都有欠缺，它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是一种依赖关系。中共早年的大批干部是送到苏联去学习培养的，共产国际从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中国派驻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并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代表，以协助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中共最初的党纲、政纲，包括统一战线和联合国民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定的。就连1930年确定了以农村为中心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之后，莫斯科还专门派来苏联军官，担任军事总顾问，驻上海租界，遥控指挥军事；另派层级较低的德国籍军官，深入中央苏区，直接负责落实上海军事总顾问的军事方针。

湘江战役以前，中国共产党这种被动盲从的局面没有发生改变。博古主政、李德主军的领导权威也没有发生动摇。客观地说，是在湘江战役之后和西进通道的过程中，这种被动盲从的局面才开始发生改变。

之所以发生改变，从外因上讲，是因为长征前夕，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国际电台遭到破坏。长征之后，处于快速流动中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彻底失去了联系。从内因上看，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几年艰苦曲折的奋斗，逐步成熟起来，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处理党内和红军重大问题的能力。

湘江战役之后，领导层原来盲信的教条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开始动摇了，对共产国际批准的战略计划就有了争论。在通道会议上，中央领导人开始抵制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在全面分析敌我态势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了转兵西进的重大决定。这是长征开始以来我们党第一次主动作出的重大决定。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通道转兵是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成为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从教条执行到自我解决重大问题的转折点。

正是从通道转兵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长征途中，有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精神和勇气，使党和红军一改此前被动挨打的局面，使中国革命从被动应战转而开始形成战略主动。正如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所说的：中国共产党“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四）通道转兵是长征中毛泽东走向红军和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开端

随着各路“钦差大臣”陆续被派往中央苏区，特别是临时中央迁入以后，毛泽东的地位逐渐下降，权力逐渐缩小，最后成为“光杆司令”，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掉。

那么，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向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呢？证据指向了通道会议。《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1982）一书中提道：“十二月底一月初，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决定了渡过乌江后实施黎平会议决定的新的行动方针。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另外，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道：“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年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会议。”

当然，毛泽东能参加这个会议是非常不容易的。据康克清（朱德的夫人）回忆：“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

1962年6月，毛泽东在出巡南方同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谈论通道会议时说：“那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不让我参加，只让管点政府工作和群众工作，毫无发言权”，“一直到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过了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发生了行军方向问题......在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们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这一回他们才请我去参加会议”。

由此可见，通道会议是毛泽东被排挤多年后，第一次参加军事决策会议，第一次在中央领导层有了发言权。这次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此举不仅为毛泽东重新参与决策打下了基础，而且打破了具有“处理一切”权力的“三人团”的权力结构，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创造了条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长征行》一书中对通道会议作了这样的评价：“通道会议为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在一个月后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不久，常委分工，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实质上接过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随后，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此时，毛泽东事实上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长征途中，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新生，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四、通道转兵的历史启示

（一）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通道转兵是一次对共产党人责任担当的真正考验。当中央红军到达通道时，我们党虽然只有13岁，可以说还是一个刚懂事的孩子，但是我们党已经深深懂得要为自己的命运担当起责任，懂得要担当的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大任。

在通道转兵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攸关的危机关头，挺身而出，勇担使命，力挽狂澜，避免了党和红军遭受覆没的命运。今天，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必须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坚持实事求是，始终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通道转兵是一次贯彻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实践。红军长征在通道绝处逢生，转危为安，这是我们党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然而，在通道转兵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党基本上是在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做法，不仅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造成了湘江战役的严重失利，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

毛泽东曾经讲道：“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所以，不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危局，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不会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在通道会议上坚决抵制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正因为吃了苦，载了跟头，才会痛定思痛，才知道不能照搬书本教条和外国的经验，而应该把马列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通道转兵的胜利，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准确把握党情、国情、世情，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引向胜利。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通道转兵是一次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成功典范，它为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八十六年前,长征中党中央召开的通道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出了转兵贵州的重大决定，于生死攸关的时刻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通道转兵启示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党对民主集中制坚持和运用得好，党的事业就前进就发展；什么时候偏离甚至背离了民主集中制，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遭受失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必须坚决扛起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责任，切实把党和国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坚持好、贯彻好、执行好。

（四）坚持独立自主，始终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通道转兵是一次践行独立自主的自觉行动，它迈出了实现长征和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第一步。正因为有了这个第一步，我们党在此后的长征途中，又独立自主的确定了战略转移方向、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实施了机动灵活的作战指挥和选择了长征落脚点，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进入新时代，走什么路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历史性课题。通道转兵启示我们，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独立自主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课题执笔人：刘克立 李成实 吴述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