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油画）。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制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党员开展党内组织生活。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实际经验，党内民主生活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曾任中共早期中组部部长的周恩来曾一针见血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

1928年，周恩来在谈到如何贯彻党的六大决议时，特别提出：“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西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红军的生存环境相当艰苦，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是一直不断。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曾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朱毛之间关于红军领导方式的争论，史称“朱毛之争”。毛泽东当时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主张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即“党管理一切”，而朱德则主张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上，毛泽东提出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但会议错误地否定了这一正确意见。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其后，红四军出击闽中，冒进东江，结果连吃败仗。

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周恩来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做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回到红四军后，立即召开前委会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又致信毛泽东：“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字玉阶）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泽东收到中央指示和陈毅的信后，随即赶赴红四军前委驻地与朱德、陈毅会面。朱德和陈毅当着毛泽东的面做了自我批评。朱德承认过去的争论中自己有错，陈毅说自己这次回来就是来打倒和稀泥的“陈毅主义”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并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曾经在红四军中发生尖锐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最终在古田完全化解。

在古田会议的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勇于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大局为重，凝心聚力；他们亲力亲为，重视调查研究，深入连队、农村召开座谈会，听取不同意见，详细调查了解红四军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

由于做了充足的会前准备，会议只用了短短两天，就正确解决了关乎红军前途命运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古田会议以团结告终，开创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

（摘编自《文史博览》2017年第4期 谭乐沁 王建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