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中央苏区旧址。

1931年至1934年，为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封锁，克服根据地物质经费极度短缺的困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把厉行节俭作为一项既定执政方针，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节俭运动，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优良传统。

将厉行节俭作为既定方针。1932年2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常会，决议通令各级政府开展节俭运动。第二天，《红色中华》便刊登人民委员会第三号通令，指出“节俭经济，供给发展革命战争，帮助红军给养，这是当前紧急任务之一”，通令各级政府“立即实行节俭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乱费，以免多耗经费。”同日，《红色中华》以社论的形式刊登署名文章，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急用的费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自此，节俭运动迅速在中央苏区展开。

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模范带头。在节俭运动中，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率先垂范节俭经济，严格落实各项节俭措施，为苏区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苏区党中央局为减少办公费开支，规定以木油代替火油、人走灯熄，本埠信件尽量使用二手信封或毛边纸自造信封，文件起草尽量用无用文件及油印裁下的废纸，油墨大部分使用自造油墨等，这样较之以前火油用量减少30%、信封减少75%、邮票减少20%、铅笔减少50%。全总苏区执行局号召各工会组织节省经费，减少中央政府对执行局的津贴，裁减秘书处工作人员，尽量节省办公费用。全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更是带头开展节俭运动，有一次，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找刘少奇汇报工作，正赶上午饭时间。大家找到刘少奇时，他正在吃用清水煮熟的番薯叶。1934年3月20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陈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等23人发表公开信，主动要求每天节省二两米、停发当年夏服，并倡议其他同志一起响应节俭号召。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节俭运动。在1932年第三号通令中，人民委员会强调“要将这一节俭运动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使他们了解节俭运动的意义，都积极实行节俭，储蓄粮食，热烈的自动的来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节俭运动中，胜利县积极动员群众厉行节俭，仅桥头、曲洋两区群众在短短四个月内就节省经济达1000多毫，各区群众自动节省出来的食谷就有7000余担。1933年初，为反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苏区中央政府发布紧急动员令，声明继续“实行群众的节省运动，反对任何的浪费。动员群众实行粮食的储备与节省耗费，提早春耕，以最低限度的消费，来进行节省，一切不必要的浪费，必须大量的储蓄起来，准备在战争中供给红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临时中央政府在发动群众进行节俭时，坚持立足实际做足宣传工作，不搞一刀切、不搞摊派征发，使群众自觉自愿节俭、发自内心拥护革命战争。1934年，为配合好“节省3升米来帮助红军”的群众运动，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陈潭秋特别强调：“节省运动的开展，要依靠于广大的群众积极性的发扬，我们必须最艰苦最深入的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使群众彻底了解，自觉自愿的节省，要绝对禁止脱离群众的强迫摊派办法。”

（摘编自11月12日《人民政协报》 石绍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