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继位后，他接手的其实不是令人羡慕的盛世，而是康熙创造的盛世之后留下的一个吏治腐败、效率低下、国库空虚的烂摊子。但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经过整顿吏治、改土归流、火耗归公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使经济发展、政局稳定、国库充盈。在整顿吏治中，不容庸官颇值得称道。

雍正对封疆大吏极为重视，要求他们不仅仅限于清、慎、勤，而且须具全才、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他在论述巡抚职责时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他对湖南巡抚王国栋这样评价：“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评之，然不能扩充见识，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故革其巡抚职，召回京师用为侍郎。雍正要求封疆大吏不仅清正廉洁，而且敢于担当。雍正八年，代理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为报答皇上厚爱，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两袖清风。雍正不以为然，批示道：要求太低了吧！当官本来就不该贪，这算什么高标准？如果只满足于“清官”的好名声，却倒了油瓶不扶，不就是绣花枕头吗？雍正认为，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都不是好官。

雍正要求省级以下地方官员有作为、敢担当、不平庸。山东曹县知县王锡阶，在到任1年多的时间里，对20多起命盗案件没有一件审完，也没有拿获一名人犯。虽然他没有贪赃枉法，但雍正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他不仅被罢官，还坐了5年大牢。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但他胆小怕事，以至于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以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为由不予批准。雍正得知后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雍正七年（1729），台湾凤山知县彭之昙对番民仇杀之事不能及时处理，事后还称病推卸责任。雍正得报指示，“此等劣员万不可姑容，况在台官弁尤为切要”，随即将不干事的凤山知县彭之昙撤职。

雍正对兵部官员要求极严，绝不允许平庸无为。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人本老实，但因年过花甲不免疏懒，办事勉强支持，营伍虽不致荒废，但难有起色。雍正得报，立即勒令其退休，另换精明强悍之员。雍正十一年，他发现兵部有两个老郎中已年迈力衰，还在尸位素餐，就责备兵部，像这样的官员不但干不了什么事，还使得后进的官员不能升迁。于是让他们退休，同时下文各个部院清查这样的官员，发现一个，打发一个。雍正对兵部官员的任用，在制度上又不拘泥于已有成例。雍正四年（1726），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中出现职务空缺，在该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所以不敢越例调动。雍正指示他“不必拘例”，并说“部议不准，朕可特旨允行”。

雍正还要求对有作为、敢担当、不平庸的官员的任用不要循规蹈矩。雍正元年，他在指示湖广总督杨宗仁破格提拔人才时，就要求杨宗仁，如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就破格提拔，不要按资历升转。他也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田文镜在主政河南、山东期间，清正廉洁，积极推进雍正新政，狠狠打击贪官污吏，大力整顿官场作风，成绩斐然。雍正称他为模范总督，号召高级官员向他学习。

在雍正治下为官，平庸无为之辈，难以混迹官场。而对有作为、敢担当、不平庸的官员却敢于破除定制，大胆提拔重用，从而逐步形成了雍正一朝官员有为、勤勉干事的吏治生态。

（摘编自11月6日《学习时报》 刁兴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