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6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司令部负责同志在陕西富平县合影，右一为陈伯钧。

陈伯钧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陈伯钧日记》记载了他1933年至1937年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想，彰显着陈伯钧的党性光辉，读来既感人肺腑又催人奋进。

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

陈伯钧时刻不忘民族危难和国家耻辱，每逢关乎国运的重大纪念日，他都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的内心独白。1933年5月7日的“五七”国耻日，陈伯钧想到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苛刻条约，内心愤恨难当。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自清帝至国民党统治，无日不在列强的侵凌中，人民生命财产亦无日不在卖国政府秘密出卖的危险中。”对此，他坚定地认为“只有组织真正民众的政权——苏维埃，推翻卖国的国民党统治，才能彻底雪清这一国耻”。1934年9月18日的九一八纪念日，他写下：“今天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三周年纪念日。蒋介石法西斯秉承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意志，向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而我们在这一形势下，坚决与敌做殊死的、残酷的斗争。我们只有以胜利，来回答法西斯的进攻，来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陈伯钧看来，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定地革命到底，才能解民族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

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陈伯钧一生都在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尤其在重要历史关口和重大考验面前也从不屈服。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8月，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共同北上的方针。心怀鬼胎的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对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卑劣行径，陈伯钧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1935年9月7日，陈伯钧率部驻军阿坝期间，“听同志谈一、四方面军纠纷，深为愤慨”，“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第二天，陈伯钧当面劝告张国焘迅速北上，不能“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推托敷衍，陈伯钧义正词严地劝阻。为此，陈伯钧遭到了一些追随张国焘错误路线人员的威胁和恐吓，但他依然毫不畏惧。陈伯钧的坚决斗争，遭到了张国焘的无情打击，逼使他只身离开红九军，到红大任教员。面对张国焘别有用心的打压，他在日记中以“受辱之日”为标题，坚定地写道：“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只有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使共产党人折服。”

虽然陈伯钧遭受莫大屈辱，但他始终坚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路线的正确，以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斗志、坚韧的毅力维护着党中央的权威。

勇于自我批评的鲜明品格

陈伯钧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与意见，深入反思自己性格中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及时作出严厉的自我批评。他的自我批评不是仅仅说在口头上，而是诚恳地记录在日记之中。1934年5月27日，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朱瑞指出陈伯钧在军事教育管理、政治学习及参加政治工作积极性、军政关系处理、领导艺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当天晚上，陈伯钧在日记中发自内心地表示：“这四点是我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今后应以此为鉴，同这一切不良的倾向斗争到底，作一个战役中负责的共产党员。”1936年8月31日至9月3日，由于敌人快速增援，陈伯钧率部攻取礼县陷入被动局面，导致“当前既不能战，又不能休整与开展地方工作，只能转移到中川里附近待机再动”，他深刻地反思到“未集结全部兵力前进，又未迅速袭取该城，途中迟延两天，以致往返疲劳，徒劳无功”。

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患病期间，陈伯钧无时无刻不在反思不足，进行自我批评。陈伯钧的自我批评成为一种鲜明品格。

（摘编自8月28日《学习时报》 朱一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