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市郊进行农业调研。

我们党历来反对形式主义。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写下诸多鸿篇巨著，严厉批评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害死人”，号召全党必须“揭破它”。《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其中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也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形式主义。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全文有4000余字，写作时间是在1930年春季。当时，红四军转战赣州攻克江西寻乌县城，毛泽东在寻乌开展了为期20多天的社会调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出了这篇文章。

《反对本本主义》从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如果“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我们“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此后，毛泽东又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更加完整地提炼表述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军队是要打仗的，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作战容不得半点形式主义“花架子”。建军之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革命道路上探索前行。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所率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正当井冈山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同年7月，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8月，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顾湘赣特委、红四军军委关于红四军继续在湘赣边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错误地指挥部队分兵向湘南冒进，造成红四军在湘南和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损失和几乎覆没的惨败。毛泽东严厉地批评杜修经“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不察敌情，仅仅用200支枪守井冈山，“结果招致边界与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形式主义害死人！毛泽东指出，反对形式主义就是要反对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需要，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来考虑问题，特别是“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同样也是最危险的方法。

“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1929年，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1月中旬，在国民党“会剿”部队合围之前，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撤离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征程。正值隆冬，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单衣少粮，游击作战环境异常险恶。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是我军最困苦的时候。为了摆脱强敌跟追，应对紧急军事行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5月底，转战闽西的红四军在小镇湖雷召开前委会会议。令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会议燃爆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在当时情况下要不要设立军委。坚持设立军委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毛泽东说，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红四军主力脱离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军队需要集中而敏捷的指挥。“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重要著作，对于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今天，重温《反对本本主义》，它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摘编自《群众·大众学堂》2020年第3期 刘晓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