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

毛泽东调研有讲究

毛泽东在调研。（油画）

1961年5月，一份《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这份材料提出了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十多十少”问题：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对此，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真正做好，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此，毛泽东有充分的发言权。从湖南一师时期“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游学，到革命岁月中在赣南、闽西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为准备八大而集中一个多月听取的34个部委汇报，毛泽东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打下了重要的认识基础。

毛泽东搞调研，着重注意五个问题。

第一，调研题目怎么来？不是拍脑袋拍出来，而是“问题导向”。毛泽东曾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为了解决党内关于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争论而产生的。从1927年1月4日起，毛泽东历时32天，行程70多公里，调研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他回到长沙后，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中共湖南区委因此纠正了在农运工作中的右倾偏向，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调研对象怎么选？毛泽东认为，要有典型性。材料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在一次指导调研的讲话中说：“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找调研典型，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划分。比如，农业按地理分，“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按行业分，“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多了”。毛泽东把这种通过个别典型而逐步深入的方法叫“解剖麻雀”。

第三，调研以什么形式？毛泽东喜欢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他认为，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得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开调查会之前，要预先作准备，确定调查纲目，纲目要细致。在会上，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总结众人意见。不明了的、有异议的，再提起辩论。会议人数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若是指挥能力欠缺，也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第四，如何让干部群众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毛泽东认为，“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他看得很明白：“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所以，要“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

当然，面对调查中可能遇到的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也要做好准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派人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化运动时，特意嘱咐，要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所以，勤于动脑筋，就能更好地了解调研的真实情况。毛泽东有个精辟总结：“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第五，谁来记录调研情况？毛泽东反复强调：“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毛泽东调研时的记录、总结，大多是自己完成的。他在69岁高龄时还表示，虽然很多调研记录是在他精力充沛的时候做的，但“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

毛泽东搞调研没有排场。他以“竹杖芒鞋轻胜马”的姿态，穿起蓝布长衫，蹬起草鞋，拿起雨伞就走，穿街过巷，访商店和进农家，在田头和农民一起劳动。调研是科学决策、防止失误的工作方法，是倾听群众呼声、感受群众疾苦、总结群众经验、吸取群众智慧的重要途径。不能为了应付任务而走过场，更不能成为攀比政绩的“秀场”。在这方面，毛泽东以实际行动作了表率。

（摘编自2018年3月27日光明网 茅文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