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生活的世界常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炎黄子孙历经磨难积淀下的勇敢和智慧，在传统中国演变为一套成熟的防疫制度举措。

自汉代起，官方就派遣医官巡诊疫区，为患者免费施药甚至由皇帝颁行药方。汉平帝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专门腾空一些舍第对患者进行隔离，集中治疗。建武十四年会稽再次大疫，死者万数，太守钟离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地方官置生死不顾而独自深入疫区实属难得，因为汉代已有感染疾疫而亡的官员记载，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及时报告灾情、隔离防护、医疗救治、官员亲临一线指挥等早在秦汉就已成为抗击疫灾的基本制度举措，另外还强调个人卫生、整治环境，采取减免赋税、祭祀祈福等仁政举措。后世不断总结，除了在制度细节方面完善外，还逐渐加入了市场和科技带来的防控新法。

北宋庆历八年暴发疫灾，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名臣富弼认为，以往“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集中隔离会造成疫疾的二次传播，并且若调配不济，实为害人。于是，他大胆变革，除了号召官民并举，出粮救灾外，还征集住所达十万余分开隔离灾民。同时，以报酬和请功相报动员退休和候任官员，并好生犒劳。最后开放国有“山林陂泽之利”使民自救，并及时安葬尸体。

南宋的董煟撰写了第一部处理灾荒的专著《救荒活民书》，核心是保障救灾粮食（物资）供给，除打开常平仓、发放义仓、劝有米大户卖粮之外，还特别禁止官府“遏籴”（即禁止本地粮食外运）和“抑价”（即压制市场粮价或直接规定官价）。“遏籴”和“抑价”只能暂时平抑灾区物价，最后会造成灾区无粮可购的窘迫。早在董煟之前，唐代的卢坦，北宋的范仲淹、赵抃、包拯都坚持将不抑粮价作为灾区粮食供应的根本，直到清代的方苞依然坚持。例如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处理粮价一致，即“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辏，遂减价，还至百二十。”史称富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然他并未考虑市场的力量在调配救灾物资中的巨大作用，作为一直在基层为官的董煟则勤加观察，善于总结，将富弼主张的以官府为主导的“自救”之法扩充到以市场为主导的“他救”之法。政府干预和市场调配协调抗疫的体系自宋代已基本形成。

明末清初已采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康熙还曾下令强制接种：“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同时特设“查痘章京”一职督办。到18世纪，清代建立了严格的边境检疫制度，“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西医科学的抗疫方法在清末成为决胜疫灾的法宝。1910年底，伍连德指挥扑灭了东北暴发的肺鼠疫，他亲赴疫区解剖死尸追踪病源，大胆提出肺鼠疫的疫情发病源，建议采取建立隔离医院、控制疫区交通、加强铁路检疫、火化鼠疫患者尸体等举措，央地协同作战，成为科学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的抗疫典范。

(摘编自3月15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张艺萍 沈玮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