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之中有大医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中国古代，有一批批的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对经验。

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的传世名著《伤寒杂病论》就是在瘟疫中写就的。当时，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死亡了2/3，其中因“伤寒”这种疫病死去的占七成。张仲景在伤心哀痛之余，积极救疫，后来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全书细致地辨别患伤寒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提出相应治法，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张仲景也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篇《大医精诚》，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中要求医生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他本人躬行实践，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他还提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的防治思想，尤其提出了许多养生思想，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汴京，金兵死守数月，发生大疫。《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当时名医李杲从中医角度出发，创立了脾胃学说，强调通过治理脾胃内伤，令“正气存内”以抵御病邪，这特别适合战乱环境中营养不良的人群。对于急性瘟疫，李杲创制的“普济消毒饮”全活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面对各种瘟疫，一代代大医毫不退缩，不避艰险，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

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经验

近代西方医学在晚清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很多关于中西医的比较与论争。1910—1911年，我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清廷起用西医伍连德主持东三省防疫。伍连德通过一系列的隔离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逐步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机制，各省市纷纷设立包含防疫职能的卫生管理机构。1916、1930、1944年国家三度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或《传染病防治条例》。由于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在广大城乡仍然只依赖中医中药来防治疫病。当时在观念上却出现了质疑中医药科学性的论调。

实际上，中医早已在吸收新知，参与到传染病防治中。如1917-1918年山西等地鼠疫大流行，中医曹元森、杨浩如等前去大同与西医协同防疫；1919年廊坊一带霍乱流行，中医孔伯华、杨浩如等参加防治，他们深入村庄救治病人，受到欢迎。1924年，山西再次发生鼠疫，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选派中医并能晓西医治法及针法”的3名医生，前去主持防疫，他们中西医结合，及时控制了疫情。

民国政府后来通过《中医条例》，使中医合法化。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医被纳入战时防疫体系。以中央国医馆为主设立的中医救护医院，先后在南京、重庆等地积极救护军民。由于抗疟药奎宁来源中断，在大后方还成立了国药研究室，通过研究验方，证实中药常山治疗疟疾有良好效果，提取了有效成分常山碱并确定其化学结构，引起世界药学界的瞩目。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开辟了崭新的道路。1950年8月即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对全国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数十年来，国家大力推行预防接种，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积极开展鼠疫、血吸虫、疟疾、麻风、结核、艾滋病等专项防治。1961年基本消灭天花，2000年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许多传染病发病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进入21世纪后，成功应对SARS、新型禽流感、新布尼亚病毒等新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事业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摘编自《求是》2020年第4期 郑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