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一目标。之后，通过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经验。

核心要义是政治建党

延安时期，毛泽东首次强调“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瓦窑堡会议实现了党的性质由“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的转变，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七大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正是在正确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政党成熟与否，与是否形成领导核心密切相关。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领导党和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加强党内政治建设的显著标志。1943年3月，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确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规定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程序上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七大最终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形成成熟的稳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政治建设的最大成果。

首要任务是思想建党

党中央刚落脚陕北时，党员人数由土地革命战争高峰时的30多万锐减到4万。1938年3月，陈云起草《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定大量的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但是，在党员数量激增的同时，也带入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发展党组织的方针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号召开展学习运动，提高理论水平。整风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延安时期注重增强党员党性修养。通过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著，实现了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高，加强了思想建设。

鲜明特色是抓关键少数

延安时期，党创办了30多所干部学校，培养了一批对党忠诚、信仰坚定的干部队伍。党的建设紧紧抓住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整风运动按照高级干部—全党—高级干部的部署展开，通过抓关键少数，达到管绝大多数的目的。在领导干部中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领导干部关心群众疾苦，解决实际困难，形成水乳交融的党群、干群关系。领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毛泽东每月仅有5元菜金，给客人管饭要从他的伙食标准中扣除。

鲜明主题是从严治党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严”字当头。六届六中全会把“四个服从”列为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内容。1941年，出台了边区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肖玉璧利用职务之便贪污3050元，被依法处以死刑。《解放日报》发文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延安时期，我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途径，实践了以人民为主的监督形式，形成由党内监督、党外监督、参议会监督和群众监督等组成的监督体系。

伟大成果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期间，创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通过“红脸出汗”，党风得到明显好转。写笔记是一个创造之举。整风期间，周恩来进行深刻自我解剖，写了5万字笔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概括为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陈云在党的七大发表题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讲话，指出：“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基本解决了“一条心”和“半条心”问题，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力和凝聚力。

有效载体是教育活动

延安时期，学习运动、整风运动、土改整党是加强党建的实践方式。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之后一段时间出现“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催人振奋局面。但在党员干部中还存在教条主义倾向，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仍然较低。为此，党开展了延安整风，开创了通过学习教育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有效途径。1947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上说：“现在共产党力量增强，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这可以说是共产党训练“最大的成功”。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如何动员人民打倒国民党的核心任务，开展土改整党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在“参军保田”口号下，各地农民不仅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等，加快了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