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昌对待子女一贯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1976年，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高中毕业，最大的愿望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当时谷文昌夫妇已经是花甲之年，子女都不在身边，按照政策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工作。谷豫东向时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谷文昌提出留在父母身边，谷文昌沉默许久，还是劝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谷文昌说：“我是领导干部，不能向组织开口给自己孩子安排工作，不然以后工作怎么做呢？”

谷豫东说：“遇到工作调动、个人待遇提升等关口，我们也曾多次向父亲‘求助’，但他的回答永远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能靠着我的关系向组织提要求、要待遇’。”

“人很老实，说话轻言细语，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能吃苦，下乡睡地铺，没有一丁点儿千金小姐的脾气。”谈起昔日的同事、谷文昌的大女儿谷哲慧，东山县铜陵镇71岁的老人陈炳文仍然印象深刻。1963年，谷哲慧高中毕业进了县财政科当临时工。陈炳文说：“几个月后才知道她是县委书记的女儿，我们都以为她在临时工岗位只是锻炼锻炼，很快就会转正、提干，没想到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她用了15年。”

谷文昌的爱人史英萍是一名南下干部，解放初和谷文昌一起来到东山，当时是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转薪时定为行政18级，在此后30多年的工作中，她的职务、工资级别都没有提升过。谷文昌去世后，史英萍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省吃俭用之余热心公益。7年多时间里，她从微薄的离休金中挤出两万元资助了18位特困大学生。

谷豫东说：“父母一辈子清贫、朴素，家里从没置办过什么值钱的家具，从河南到东山、福州、宁化、漳州，父母的行囊永远都只是两个樟木箱子，里面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和生活用品。”受谷文昌影响，他的子女从来都把自己看作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吃苦耐劳，生活简朴，真诚待人。

（摘编自2018年第11期《公民与法》 郑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