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

今天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在登记表的“入党时间”一栏，写的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1921年才成立，为何毛泽东1920年就入党了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1920年的历史现场。

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1920年初，毛泽东身处北京，正忙于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张敬尧是皖系军阀，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军，主政期间，作恶多端，民怨沸腾。毛泽东与湖南驱张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终于获得成功，张敬尧被赶出湖南。

在领导驱张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在思考改造湖南和改造中国的问题。此时的毛泽东，对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抱有很大的热情。毛泽东甚至设想，自己邀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

关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想法，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表达得很清楚，他说：“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就在毛泽东尝试用改良的方法改造湖南、改造中国的时候，中华大地上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萌芽。早在1920年3月，李大钊就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在上海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为后来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就在党的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毛泽东开始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联系，逐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接触较多，还和李大钊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之事。毛泽东1949年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和彭璜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大家一起做工，一起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可以说，实现了他办“自修大学”的设想。

毛泽东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多次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这是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毛泽东后来回忆：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带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成立文化书社，开始推介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包括《新俄国之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弃社会改良的主张，对湖南新任督军谭延闿“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仍抱有某些期许。他起草自治运动请愿书，但请愿书中的要求被谭延闿断然拒绝。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在11月25日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罗章龙等人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我们“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920年底，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成立。至此，毛泽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已成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自己的入党经历，毛泽东在1945年回忆：“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指中共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毛泽东作为党的重要创始人，将自己创建长沙党的早期组织认定为入党之时，是合理的，而他之所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其中的作用，无疑是最为关键的。

（摘编自3月15日《学习时报》 程曦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