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大将李嗣源为人质厚寡言，崇尚务实，在战场上总是亲自冲锋陷阵，身中四矢，获得“李横冲”的美誉，他却从不自诩，更不居功，而将赏赐分与部下。有一次，与多名将领相聚，他们飞扬跋扈、夸夸其谈，这人道，我勇猛无敌，那个说，我谋略超群，把战绩纷纷揽在自己身上，独有李嗣源默不作声，别人问他何故，他慢慢说：“诸君最喜欢凭着嘴皮子去攻打贼寇，我李嗣源只是用这双手去攻打贼寇罢了。”众人听了，不禁羞愧地垂下了头。

后周郭威提倡节俭，不喜浮华，在立国后，他对大臣说：“我本穷苦人，世道动乱，得幸为帝，岂敢优厚自己而苛刻百姓呢？”又说：“贡品贮于官府，大多会成为无用之物。”于是下诏禁止各地进献美食珍宝。为了祛除空洞无物的文风积弊，郭威对奏章内容作出严格要求：“文武官员各擅益国利民之术，照实报来即可，直陈其事最佳，不要讲究辞藻。”在他的治理下，社会民生得到了修复与发展。

对于不切实际、有伤民利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人们都憎恨至极，在南宋末年有一雅号“醴陵士人”的读书人，用一首词对此进行了生动刻画。词牌《一剪梅》的特点是重叠错综，在对比递进中深化其意，“醴陵士人”的下面这首词甚得精髓。词云：“宰相巍巍坐庙堂，说着经量，便要经量。那个臣僚上一章，头说经量，尾说经量。轻狂太守在吾邦，闻说经量，星夜经量。山东河北久抛荒，好去经量，胡不经量？”

这里需作一些背景交代，奸相贾似道为了敛财，以经界推排法之名，加重税赋剥削，实则为豪绅奸吏徇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使农民苦不堪言。此词以“经量”两字作为主线，分别勾勒了“宰相”“臣僚”“太守”三人的形象。先说宰相高高在上、不恤民情，“说着”“便要”可见其拍脑袋决策的作风。再说下属，“头说”“尾说”一副阿谀谄媚、趋炎附势的嘴脸。最后醴陵太守是怎样响应的呢？只顾头上乌纱帽，不管民间哭泣声，“闻说”“星夜”可见其草率。写到此处，词人慷慨诘问：“你们这般搜刮，为何不去经量被金人占领的山东河北呢？”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接刺破了其附和逢迎一团黑的本质。

（摘编自3月2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蔡相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