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指战员在整风运动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理论和实践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性和党性教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开创了党性教育的伟大实践。党性教育经历了从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党性，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到延安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党性锻炼，再到党的七大号召全党提高党性修养，以及之后继续提高党性的历史过程。

“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

延安时期有关党性的论述是很多的，其中中央“五大书记”关于党性的论述最为经典。毛泽东说：“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他结合当时党内现状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刘少奇从阶级性的角度界定党性：“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朱德从党和军队关系的角度探讨党性，指出：“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一切党的路线与政策，在部队中都要经过党的组织去执行。”周恩来从领导干部立场的角度阐释党性，强调：“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的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纪律性。”任弼时从组织关系角度看待党性，认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党的领导人关于党性的论述，为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打下了理论基础。

第一次专题讨论增强党性问题的政治局会议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增强党性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1941年前后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为艰难的时期，党要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但此时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是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因此，要求全党增强党性。

这次会议由王稼祥作主题报告，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等围绕党性问题作了发言。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党性问题的决定。王稼祥在王若飞辅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完成起草工作，经政治局讨论修改后通过，于1941年7月1日建党二十周年纪念日之际正式发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阐述了增强党性的极端重要性，列举了党员违反党性的5种倾向以及这些倾向的具体表现——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并规定了6种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具体办法，例如“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领导干部要过双重组织生活”。

党性锻炼和提高的重要平台

党员的党性修养需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及实践锻炼，延安整风运动为全党党性锻炼提供了一个有力平台。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开始。此后中央宣传部规定了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从多个方面论及了党性锻炼。1944年，经毛泽东推荐又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的文献。该文分析了李自成农民政权覆亡的原因——首领腐化和宗派斗争，对全党的党性锻炼发出了警示。这一时期，党中央带领全党把学习、调研、宣传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时任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认识到自己的教条主义严重，主动进行“补课”，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赴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进行了一年两个月的农村调查，写出了《米脂杨家沟调查》等调研报告。这是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带头以实际行动参加整风，与违反党性的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的一个典范。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为鼓舞大会代表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为大会代表题词——“提高党性”，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党性，做党性坚强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他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论述了党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他在《七大会上的结论》中又进一步论述了“党性与个性问题”。“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

（摘编自人民网 郭建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