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他从不轻易使用手中权力，更不把这份权力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父亲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62年，为了回笼货币，市场上开始销售一些高级点心、糖果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母亲给他买了一床高价毛巾被，买了后还挺高兴的。可等到第二天报纸就登消息说，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高价产品就此取消，所有产品降为平价产品。我母亲就有点抱怨父亲，怪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害她花了冤枉钱。可父亲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头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的确，父亲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从来不会把国家机密向家人透露。

父亲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但自己却两袖清风，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反复跟我们强调要公私分明。1959年，母亲陪父亲去杭州休养，父亲嘱咐母亲这期间不能拿工资。于是母亲回到北京后，将自己2200多元的工资如数退还给了单位。1971年伟力去江西照顾父亲，他又对伟力说，“国家发给你工资是让你给国家做事，你来的这段时间没给国家做事，就不应该拿工资”。当伟力1972年回到物理所时，也把这一段时间的工资退还给了单位。

父亲在使用权力方面不搞特殊化，在生活待遇方面也坚决反对搞特殊化。自1949年进京，我们一家人在西城区北长街的一处老宅子里住了整整30年。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机关行政部门提出翻修一下，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父亲办公室的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房屋存在安全隐患，提出把老房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父亲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后来就在他办公室用钢管搭了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他就坐在那个钢框框里，在那个钢架子底下见了好多中央领导同志。之后我们搬进中南海，父亲一看房子那么大，就跟母亲说，咱们还是回北长街住那个小房子吧，唠叨了半年时间。后来大家都劝他，还是这边比较安全，他才同意。

父亲外出检查工作，每次都专门对各地领导提出要求：不收礼，不吃请，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以免干扰当地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郑州参加会议后，省里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的那节车厢里送了几只鸡。火车到下一站停车加煤加水时，他就让省里领导把那鸡收回。为了这个事情，他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觉得这是腐败作风。

父亲平时生活异常俭朴。他的外衣一般都比较整洁，但毛裤、毛衣、秋衣都是补丁摞补丁。他的毛裤是1961年买的，一直穿到去世，足足穿了34年，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建议给他换条新毛裤，他都没同意，说毛裤穿在里面，补一补没关系。他的一件麂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也穿了几十年。他的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9月从上海秘密去苏联之前买的，一直用到去世，用了整整60年。一年夏天，弟弟陈方跟父亲坐在一起聊天。天气热得很，汗流浃背的父亲让陈方拿一件换的背心来。陈方把父亲换下的旧背心拿到椅背上晾，发现背心已经破了两个洞了。弟弟说，“爸爸，要不我给您买一件新背心去吧”。父亲摇摇头说，“这个能凑合穿就凑合穿，背心穿在里面也看不出来，不用换新的，最多补补就行了”。

我们做子女的，受父亲的熏陶，崇尚朴实，不去追求奢侈，更不会大手大脚地花钱。在这方面父亲平常对我们多是言传身教，没有什么更多的说教，却让我们看到了艰苦朴素的真正含义。（作者/陈元（陈云长子，全国政协副主席）

（据《党建》杂志2018年第2期《公仆风范 赤子情怀——回忆我的父亲陈云心系人民的往事》）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